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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麻醉历史
发布时间:2019/3/27 16:01:48 来自:临淄区人民医院 麻醉科

在现代麻醉于19世纪中叶传入中国前,中国应用麻醉药与麻醉技术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

根据我国文献记载最早施行全身麻醉术者是春秋战国时代的扁鹊(公元前386年前后),他为两人医病令其饮药酒,迷死三日,据说剖腹探心而无疼痛。扁鹊名秦越人,原籍河北省内丘市,是中国针灸脉学与四诊技术(切脉、望脉、听声、写形)之创始人,可惜他没有留下重要著作,他的医学成就多为后人所追记。

堪称中国古代麻醉学家的是华佗,他生活于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生于公元108年,卒于208年),为今安徽亳州人。华佗的医学成就除针灸、诊断技术与防病养生,创制“五禽戏”,模仿虎、鹿、熊、猿、鸟的动作以锻炼身体外,主要是外科手术与全身麻醉术,他制作的“麻沸散”记录在《三国志?魏书?华佗传》,是世界最早应用全身麻醉的记载。据传口服麻沸散后便失去知觉,刮骨疗毒并无疼痛,可见1800多年前华佗就曾施行过全身麻醉。华佗传详细地描述了他一生行医的历史,并有许多治病的故事传世。

华佗生活于三国时期的魏国,当时魏国君曹操患头痛,发作时心乱目眩,华佗即为其施以针术,很快缓解,但华佗不愿长期侍君,回家后托妻病不归,遂惹怒了曹操,终被曹操所杀,所著医书在死前被他焚毁,因而麻沸散配方失传。据考证,麻佛散的主要成分是中药曼陀罗、乌头、大麻、闹羊花(羊踯躅)、附子等。此后,历代医书中不断有中药具有麻醉与镇痛作用的记载,公元652年孙思邈著《备急千金药方》与公元752年王焘著《外台秘要》中都提到大麻用于镇痛,1337年朱棣著《世医得效方》与1381年朱棣著《普济方》均载有草乌散,1578年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介绍了洋金花的麻醉作用,1642年张景岳的《资蒙医经》即有蒙汗药的记载,其成分为川乌、草乌、闹羊花、乳香、没药等,1662年王肯堂著《诊治准绳》与1773年祁坤著《外科大成》也记载有草乌、川乌、天南星、蟾酥等药组成的开刀药方。在明、清朝医学文献中也有不少关于中草药用于麻醉的记载,其中叙述较多的是洋金花。虽然明代伟大的药学家李时珍曾亲自实践,证明洋金花具有麻醉作用,但没有被广泛应用,因而外科手术的发展也受到了影响。

华佗的麻醉术曾流传到朝鲜、日本与摩洛哥等地,日本的外科学家华岡青州在公元1805年应用曼陀罗、生草乌、香白芷、全当归、川穹、炒南星作为麻醉药,施行乳房肿物、痔瘘等手术。华岡青州将他的麻醉药称为麻沸汤,表示与华佗的麻沸散有密切关系。

在上述中草药中,大麻已被现代医学证实其镇痛作用,可用于各种慢性疼痛的治疗,其主要成分为△9—四氢大麻酚(delta—1/9—tetrahydrocannabinol)。乌头、草乌、川乌与闹羊花的毒性较大,易致心脏中毒而死亡,临床应用受限。洋金花即曼陀罗的干燥花,民间用于治疗哮喘,口服可致昏睡,醒后无后遗症。此药的主要成分为东莨菪碱、阿托品与莨菪碱,其中东莨菪碱占80%以上。按照麻沸散的成分主要是洋金花的推断,我国于上世纪70年代初在经动物试验后于许多医院实施了中药麻醉的临床研究,以洋金花总碱0.08~0.1mg/kg或东莨菪碱0.04~0.06mg/kg静脉注射,2~3分钟病人便进入全麻状态,再结合氯丙嗪与哌替啶即可进行手术。看来,古代这种以洋金花为主的麻醉方法在当时是可行的。但这种麻醉方法虽无手术疼痛的记忆,但有疼痛反应,且肌肉紧张、苏醒延迟、渗血增多,故此法无法进入现代麻醉技术的行列,终被放弃。此外,内服外用某些中药治疗疼痛,如口服清风藤、祖师麻治疗关节炎疼痛,外用蟾酥膏、冰片醇溶液、麝香搽剂、辣椒辣素等治疗外伤性疼痛均有良好的效果,至今仍在临床上广泛应用。

曾有文献说,华佗不是中国人,而是波斯(今之伊朗)人,或是印度人,其理由是华佗之发音近似波斯文或印度梵语,华佗之行医传说与印度神医耆域的故事相似。我认为从姓名之谐音分析其国籍是不可靠的。事实上陈寿(晋朝,公元233年至297年)于1700多年前在其所著《三国志》第29卷“方技传”中对华佗及其麻沸散已有详细记载,对其祖籍、出生地、生活活动区域已有详细介绍。华佗字元化,一名旉,沛国谯人(今安徽亳州),他在治病时若病结积在内,针药所不能及,当需刳割者,便饮麻沸散,若醉死而无所知,因破取。范晔(宋朝,公元398年至445年)在其所著书《后汉书》第82卷方术列传中对华佗的麻沸散也有生动的描写:既醉无所知而切割之。历代史书和医书对华佗治病救人的故事都有传说,虽有时加以神化和夸大,但文献记载清楚,毋庸置疑。为证实此点,我曾去华佗原籍考察。华佗出生在安徽亳州城北12里的华庄,现在华姓聚居,为华佗之后裔,华佗旧宅现为华佗祠由其73代孙女看守。亳州城内遗址有华祖庵,由庙祠、故居、药园三部分组成。亳州于明代即成为中国四大药材集散地,现为中国四大药都之一。

针灸在中国起源很早,公元前386年扁鹊(秦越人)即曾用砭石治疗疼痛,切开痈肿与抢救垂危病人。随着冶金术的发展,逐渐使用金属针。晋代皇甫谧总结秦汉三国以来针灸学的经验,约在公元259年著有《针灸甲乙经》;至宋代,王唯一铸造针灸铜人,刻有穴位名称及经脉网络,并在1027年著《铜人兪穴针灸图经》;1601年明代杨继周汇集历代针灸经验,写成《针灸大成》一书,是针灸学的经典著作。发展至今,针灸治疗各种疾病越来越普遍,一些用现代医学难以治疗的疾病,用针灸治疗常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腧穴是针灸的特定部位,一般沿神经走行,称为穴位。穴位既有普遍性,即治疗其邻近组织和器官的疾病,又具有特异性,即具有特异作用,例如针灸人中兴奋呼吸、针灸内关影响心率。许多穴位具有镇痛作用可治疗疼痛性疾病,例如针刺中府、尺泽治疗胸痛,针刺合谷治疗头痛,针刺手三里治疗上肢疼痛,针刺颊车、下关治疗三叉神经痛,针刺足三里治疗胃痛,针刺少冲治疗心绞痛等,不一一列举。这种镇痛作用已被现代医学所证实,但其起效缓慢、作用缓和而持久。除少数穴位如人中用于急救外,大多数适合于慢性疼痛性疾病之治疗。

中国的麻醉科医生在上世纪70年代曾试图将针刺镇痛术运用于手术的麻醉,仅在某些病人的某种手术(例如甲状腺手术)可取得较好的麻醉效果。尽管采用阿片类药物辅助,对绝大部分手术仍难以达到完全无痛,手术无法施行。麻醉镇痛不全、腹腔内手术的内脏牵拉反应与腹肌紧张是针刺麻醉的三大主要障碍。适当与局部麻醉相结合,可以显著增强针刺镇痛的效果,但仍不能达到满意的手术镇痛。由此看来,针刺镇痛虽是肯定的,但其镇痛强度不能满足手术麻醉的要求,除有的医院仍采用针刺作为麻醉的辅助外,现今许多医院已不用这种麻醉方法。

中国古代对急救复苏的研究有悠久的历史,早在三世纪初即1800多年前东汉张仲景在其所著《金匮要略》中对自缢的心肺复苏就有详细的描述。首先扶持患者平卧地上,切勿截断绳索,急救者以脚踏其肩,手挽其发,以保证呼吸道通畅,同时用手按压其胸部和腹部并屈伸其上肢,以保证有效的心脏按压与人工呼吸。        

张仲景介绍的心肺复苏方法,是医学历史上人工呼吸与胸壁外心脏按压的最早记载。后至晋朝,葛洪(284~364)在他《肘后方》的著作中,对自缢的心肺复苏提出堵塞两鼻孔,置芦管于口中至咽,令人吹气。这种以口咽通气管的方法实行口对口人工呼吸将心肺复苏技术向前推进了一步。对于自缢与溺水导致呼吸循环停止之原因,隋朝巢元方(610年)在其所著《诸病源候论》中认为主要是窒息的缘故,故强调人工呼吸与心脏按压的重要性。七世纪唐朝孙思邈所著《备急千金要方》中有自缢急救时用竹筒置口内,用两人痛吹之的记载,说明口咽通气管式的口对口人工呼吸已由芦管改进为竹管,使其效果显著提高。明朝,作家冯梦龙编写的《醒世恒言》(1627年)第20卷张廷秀逃生救父一文记述一女因不满其父撕毁婚约而自缢,急救时其母嘴对嘴打气,连续打了十数口,其女咽喉气转,完全苏醒。这是在约400年前在通俗小说中所描述的一般平民掌握口对口人工呼吸的最早记载。在清朝,于总结历代急救复苏经验的基础上,出版了多本急救书籍,如胡其重的《急救危症简便验方》(1673年),叶延荐的《救急备用经验汇方》(1801年),程鹏程的《急救广生集》(1803年)等。当时中国的急救复苏技术广泛传播到海外,周边国家如日本、朝鲜纷纷引用。

对于死亡的诊断,人们历来以有无呼吸来判断,将柳絮放在鼻孔处,若不被吹动,则表示人已死亡。公元前五世纪中国名医扁鹊以切脉观察心跳是否停止,作为判断死亡的标准,这是世界医学史上对死亡诊断的一大进步。

中国的麻醉历史,如果从华陀时代算起历经1800多年的发展,在麻醉、镇痛与急救复苏等方面的理论研究与实用技术均取得了很大成就,对世界医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由于历史上封建锁国政策,缺乏与外界的交流引进外来技术,故始终处于原始状态。直至明末清初,随着西方传教士的来华,也带来了西方的近代科学与先进的医药技术。1805年英国医生皮尔逊(Pearson A)首先将牛痘接种法传入中国,1820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Marrison R)在澳门开设诊所,随后1827年英国医生郭雷枢(Thomas R.College)在澳门开设眼科医院,并将诊病与传教结合起来。1834年美国教会团体派遣获得耶鲁大学神学与医学双学位的伯驾(Peter Parker, 1804~1888)到中国来传教。1835年他在广州创办博济医院,这是中国境内的第一所现代化医院,他先是看眼病,对青光眼与白内障的治疗效果良好,赢得了病人的信任。以后,业务范围逐步扩展到外科、肿瘤及其他疾病,无所不治。1847年伯驾在中国首次引入乙醚全身麻醉,他为一位35岁的病人割除了右臂上的脂肪瘤。1848年他又引入氯仿麻醉以配合外科手术均获得成功,这是中国施行近代全身麻醉技术的最早记载。令人惊奇的是,当时距离William Morton在美国于世界首次使用乙醚施行牙科手术(1846)仅一年多时间, 这是因为他在美国的医生朋友很快将乙醚送给伯驾的缘故。乙醚麻醉引入中国,是中美医学交流的一件大事,是中国现代麻醉学发展起步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这也为现代外科学在我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伯驾对于西医传入中国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不仅限于行医传教,而且还十分重视与政府官员的联系,他曾任英国驻华公使,从而为西医的传入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外国宗教团体在中国建立的教会医院深得中国平民的信任,根据1936年《中华年鉴》的统计,教会医院在全国当时已达426所,这是西医传入中国的重要基地。与此同时,教会举办的医学院校相继成立,如1870年在广州成立博济医学校,1884年在杭州成立广济医学校,1887年在香港成立西医书院(孙中山是该校第一届毕业生),1890年成立济南医学校,1894年成立苏州医学校,1896年上海圣约翰大学设立医科,1903年在上海成立大同医学校,后在1917年并入济南齐鲁大学医学院,1906年在北京成立协和医学堂等。这些西医学校的建立培养了大批西医人才,从而使西医在中国逐渐普及,并与中医相结合达到本土化。

真正将现代麻醉学的理论与技术引入中国的是上世纪40年代我国到美国留学的吴珏、谢荣与尚德延教授。他们在美国接受正规的麻醉培训,于1950年先后回国在上海与北京的医学院建立了专业的麻醉科与麻醉学教研室。包括天津的王源昶教授、北京的谭慧英教授与上海的李杏芳教授分别举办了许多批麻醉培训班,培养了全国各地的麻醉科医生,使现代麻醉学技术很快普及到全国城市医院及农村县医院。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的麻醉科医生走出国门,向世界各国学习,交流经验,使中国的麻醉学水平不断提高,从而逐渐接近世界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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